災害與傷亡，都是我們不願見到的。災後，人們往往追問：我們到底哪裡出了問題？但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有沒有可能，我們先站在「科學調查人員」，以及中央與地方的「防災基層人士」的角度，來看看這次事件？
初期調查：隱憂浮現
七月中，馬太鞍溪因大規模崩塌形成堰塞湖。調查人員第一時間趕到現場，判斷雖然沒有立即危害，但因位處深山，短期內難以處理，只能依靠監測。這是風險的起點。
防災演練：未雨綢繆
隨後，災情模擬與防災演練展開。八月初楊柳颱風來襲，預防性撤離近 700 人，成了第一次「實戰演練」。八月至九月初，專家們推估最可能的情境是「晴天溢流、下切沖刷」，防災方針依此調整。
專家分歧：情境拉開落差
然而不久後，另一團隊提出「溢流水具有高含沙量」的見解，重新評估災難情境，認為影響會比原先估計更嚴重。撤離人數因此從 690 人暴增至 8000 人。對基層人員來說，這不是一組數字的差異，而是一場難以承受的考驗。
與時間賽跑：基層的夜晚
9 月 21 日夜晚，花蓮的村落裡廣播聲響起，里幹事、義消拿著手電筒，一戶戶敲門催促撤離。有人緊抱祖屋不願離開，有人焦急詢問「收容所有沒有位置」，還有老人拖著緩慢的步伐，被志工一步步攙扶到集合點。
基層人員平時的撤離演練，多半針對單一社區或數百人的規模，這次卻在短短 24 小時內，從 690 人擴大到 8000 人。他們不僅缺乏足夠的人力調度，也沒有相應的收容資源。更棘手的是，9 月 20 日的緊急通報單還寫著 690 人，9 月 21 日下午的會議後，數字卻暴增到 8000 人。前線人員沒有任何緩衝時間，只能硬著頭皮，帶著居民「邊走邊撤」。
專業語言與在地轉譯
在這樣的混亂中，還有另一層困難：專業語言的落差。對防災專家來說，「壩頂溢流」意味著水位一旦超過堰塞湖壩體，將沿著脆弱結構下切，進一步導致潰壩，後果極為嚴重。但對一般民眾而言，這些詞彙既陌生又抽象，很難從中感受到真正的危險。於是當基層人員拿著公文或報告去宣導時，常常換不來實際的警覺。
這時，大馬村村長的角色就顯得格外重要。他先理解專家的意思，再用村民聽得懂的話去轉譯，把「壩頂溢流」解釋成「水會突然衝下來，把村子淹掉」。正因為這樣的在地語言，才讓村民意識到危險，願意全村撤離。這種「防災轉譯」的力量，比任何遠端廣播更直接。
溢流與悲劇
9 月 23 日，堰塞湖最終發生溢流，洪水與土砂一路沖刷下游。截至 9 月 28 日上午 9 時，已造成 17 人死亡、7 人失聯、93 人受傷。這是我們最不願見到的結果。
然而，若沒有前期的監測、預防性撤離，以及基層人員日夜奔走，死傷恐怕還會更為慘重。許多及時撤離的居民，以及選擇上樓避難的人們，才得以在災難中保全性命。
結語：從事件看未來的防災精進
這場事件也提醒我們，未來的防災有許多可以精進之處。
在初期階段，或許就該納入更多情境來擬定計畫，而不是只鎖定單一模式。同時，及早進行科普宣導，讓居民理解「堰塞湖溢流」的危險性，才能在真正需要撤離時產生共識。
在風險評估階段，科學的不確定性無可避免，但這正是不同團隊比對、互相挑戰的重要性。透過多方專業交流與討論，才能避免單一觀點下的盲點，讓風險評估更貼近實際。
在制度層面，雖然《災害防救法》清楚劃分了中央與地方的權責，但這次經驗顯示，「計畫」層級的交流仍不足。或許我們該從「明確分工」走向「重疊合作」——即便會有部分重複的努力，但能讓計畫更完整、更有韌性。《災害防救法》裡其實已經寫得很清楚：中央主管機關在災害防救中的職責，不只是「指揮、督導」，還包括「協調」。但在實務上，我們常常只看見前兩者，卻忽略了後者。這次的經驗提醒我們，真正能讓防災體系更有效率的，往往不是權責的爭奪，而是跨層級、跨專業、跨社區的協調與合作。
在這次事件後，也有人提出「遷村」的聲音。從防災角度來看，這確實是一種長期降低風險的作法。但在實務上，遷村意味著拆離既有的家園、土地與生活網絡，對居民而言不只是經濟壓力，更是文化與情感的斷裂。這樣的決策需要龐大的社會資源與長期規劃，並不是一句口號就能完成。與其寄望快速的遷村，不如在日常防災教育、社區自助與互助機制上下更多功夫，才更貼近現實。
因此，在社區層級，互助精神依然是防災的基石。像大馬村村長的例子提醒我們，防災不只是專家的責任，也需要在地的領導與互助。當地居民願意彼此提醒、互相扶持，比任何政策更能在關鍵時刻守住性命。
註：本文目的在於提供防災精進之參考。文中所涉災情資訊，主要整理自《風傳媒》《報導者》相關報導與《馬太鞍溪堰塞湖監測紀實》等資料，若與實際情況有出入，歡迎提出證據指正。
